《生命册》堪称是一部描写中原乡土生活的鸿篇巨作。作家李佩甫从他的《羊的门》、《城的灯》到《生命册》，一路走来，从不肯停下对脚下这块土地的思考、探究和掘进，从不肯放弃乡土这个永恒的抒写主题。作家从上世纪60年代就与平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用作家习惯的说法，他是把土壤作为至尊至善的母体，把人称之谓土壤中生长着的植物，把世间万象看做是植物生长的各种“变量”。于是，就有了不同类型、不同科别、不同版本的“植物”，就有了平原上芸芸众生的生命，都在各种条件、各种背景、各种气候的影响下，演绎着各自命运的变奏和诗意的人生走向。

　　苦难是人生的底色。对人生苦难的敏感与同情，是佩甫文学写作的情感基座。《生命册》包含着作家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的记忆，包含着半个多世纪作家对社会、人生、对时代生活的参悟。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，独特的乡土叙事方式，直面中原乡村世界的博大与厚重，在与乡土炽热的爱恋中，又非常沉静地、理性地思考着、研究着乡土中变化着的人性。

　　作家对人的发现，对人的透视与剖析，是深层次的，是精细和透彻的。他从平原文化的“根”上去写，写出人的灵魂的本色。比如老姑父蔡国寅的正直、宽厚、大度，在生活的无奈中又竭尽全力地去帮扶村民，呵护村民，一方面他要动脑筋应对“上头”，表现出他很“智慧”的一面，一方面他要动心思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。他手中没有多大权力，唯一能做到的，是他冒着政治风险把几亩红萝卜瞒下来救助村民。他当了一辈子村干部，受了一辈子委屈，他经常遭到伤害但他从不去伤害别人，他是一位人民的功臣，但他又是无梁村最痛苦、最具悲剧性的人物。比如梁五方，他是全村中最有能耐的一个人。他的“能”是出人意料的，他的上访告状，也是出人意料的，后来他的人性的回归，仍是出人意料的。他不仅敢跟村民们较劲，他还敢跟“上头”较劲，他不仅有较劲的智慧，他还有干事的智慧。也算是那个年代造就了他。还有“变着法”活着的虫嫂，在贫穷与饥饿中生长出常人所没有的智慧，她既是一个靠使出全身的能耐(包括肉体)和心智，赢得了生存权的胜利者，又是一个遭人嫌弃、名声不好的人格上的失落者。她既是一位一手培养出三个大学生的伟大的母亲，同时，又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孤独者、渺小者，甚至渺小到，她还活着的时候，人们早已把她遗忘了。还有文化人骆驼，贫穷使他生长出拼搏的本事和恶性膨胀的欲望，而欲望又使他腰缠万贯、风风光光，最终又戏剧性地葬身于欲望之中。

　　《生命册》中众多人物命运尽管色彩不一、各有千秋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人生都极富有诗意。即使那些读起来让人心情很沉重、很纠结的人物，他(她)们的人生轨迹、人生拐点、乃至人生悲剧，仍然富有诗意的，很耐读、很让人回味的。作品中“变着法”活着的梁思凡，其实就是又一位新时期的“虫嫂”了。她从内心到肌体，完全笼罩在“虫嫂”的影子里，如果说她与“虫嫂”有区别，那就是她比“虫嫂”更智慧、更有心计和手段。她不仅要征服城里人，而且还要比城里人活得更潇洒、更体面、更风光、更有滋有味。贯穿全书的主人翁吴志鹏，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一位文化人，他从单纯走向困惑，从困惑走向清醒，从清醒走向理智，从理智走向大彻大悟。他的人生多么有色彩，多么有意味，多么富有诗意！这种在历经坎坷、历经磨难中而成熟起来的人生，会长久地活在平原人的精神生活中。

　　如果说，乡土生活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状况的重要尺度，那么，乡土叙事则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品质的重要尺度。《生命册》以自己固有的面貌和气质，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，开辟了乡土叙事中一个新的表现领地，提供了闻所未闻的人物、故事、生活场景和人文景观。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沉重、悲情、温暖和希望的力量，标志着我们时代文学品位追求上的高度。同时，正是作品这种凝重、沉重和厚重，必将跻身于当代杰出的长篇小说之列。

来源：郑州日报